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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咋办

  今年春节期间,最初发生在武汉的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呈现蔓延趋势,引起全国关注。为应对疫情,全国各地采取了封锁控制、人员隔离和集中部署等各种应急管理措施。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延长春节假期后,一些省市相继下发通知,要求推迟开工建设。可以肯定的是,在从爆发到隔离和预防的整个期间,各种市场交易和商业实体的运作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将逐渐延伸到法院的审判工作,因为涉及"新国王"的案件被提交到法院,当事方援引疫情作为减轻责任或免除责任的辩护理由。有鉴于此,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法院围绕“新皇冠”疫情可能给商业案件审判带来的新问题,组织专题研究并提出对策,以期引导市场主体及时防范经营风险、止损,有效维护交易稳定,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优化疫情影响下的经营环境。

  首先,“新皇冠”疫情具有突发紧急状态的法律性质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确认,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新皇冠”疫情构成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尽管这一流行病的起源、传播和中断仍有争议,但从法律角度来看,“新皇冠”流行病作为一种突发事件,类似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一种短期内无法预测、避免或克服的客观存在。鉴于非典疫情的法律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已介入《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2003年6月11日发布,2013年4月8日废止),即因非典疫情影响而引起的争议,合同双方根本无法履行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第118条的规定予以妥善处理。这两个条款都指出了在不可抗力情况下履行合同的责任,其中第117条直接规定,不可抗力"是指无法预见、避免或克服的客观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0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法律另有规定,应适用这些规定。不可抗力是指无法预见、避免和克服的客观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3条规定的不可抗力目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平行,也被定义为“无法预见、避免或克服的客观情况”。迄今为止,感染“新皇冠”病毒的人数和死亡人数已远远超过2003年的“非典”人数。因此,根据“非典”疫情的法律性质,“新冠”疫情可以定性为不可抗力。

  二.商业审判中“新皇冠”流行病作为合同履行障碍的抗辩类型分析

  在世界各国的民商法典法规中,不可抗力一般被认为是债务人免除或减轻债务责任的一个条件,这也是我国相关法律所涵盖的。考虑到当事人在诉讼中肯定会以“新皇冠”疫情作为减免合同履行障碍的理由,对因疫情而不能履行的债务案件进行分类整理有助于早期判断和高效判断。

  就商业审判而言,"新皇冠"流行病对各方权利和义务的直接影响将主要集中在以下五类案件上:

  1.销售和加工合同。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事案件,在目前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中,买卖合同和加工合同纠纷相对较多。以南通地区两级法院为例。2017年至2019年间,两类合同纠纷占新增案件的60%以上。可以预见,这两类合同纠纷将成为当事人援引不可抗力“新皇冠”疫情要求救济或豁免的主要案件类型。抗辩理由是,由于疫情,部分或全部工作延误,审批不畅,后勤不畅,工期延误,合同不能按期履行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

  2.租赁和合同。“新冠”疫情爆发后,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工厂、酒店、酒店、商场、电影院等容易发生人群聚集的场所,大多都根据需要减少了工作时间、营业时间或关闭。承租方和承包方,一方面由于疫情,厂房等租赁场所闲置或客流急剧减少,对其经营造成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要支付租金和工资,造成相对较大的损失,需要减少或免除租金、合同付款,甚至终止租赁和合同。

  3.现代服务合同。随着中国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服务业作为一种新经济和新动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新冠”疫情爆发后,服务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近报道的海底捞、西贝等知名品牌因疫情严重而停止运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疫情对餐饮业的影响。其他服务业,包括仓储和物流、教育和医疗、电子商务、信息咨询、文化娱乐、旅游和休闲,都难以逃脱。预订、订单、取消时间表、费用退款、因储存滞留造成的逾期使用费、复工后配套拆包费用的增加等。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因不履行或延迟履行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负担纠纷。

  4.涉及公司的纠纷。赌博协议是典型的,比如春节电影的金融家和投资者之间的协议。由于“新皇冠”的流行,很难实现正常的票房利润,在赌博协议的权利和义务的调整存在争议。它涉及公司的内部治理,如股东资格的确认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性。

  5.时效及期间争议。诸如诉讼时效、除斥期间、担保期间等各类与时间相关的争议,援引“新冠”疫情作为合理的不及时行使权利的抗辩,实则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密切相关。

  三、商事审判中审理涉“新冠”疫情案件应遵循的原则

  当前“新冠”疫情之势必然会对各类市场交易运转及商事主体经营产生影响。在此情形下,商事审判部门应当积极履行指引和保障职能,妥善处理纷争,有效维护交易安全与稳定,公平认定损失分担,依法保障商事主体各项实体权益和诉讼权利。

  (一)保护交易安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是鼓励交易和保护交易安全,“新冠”疫情突发及蔓延所造成的种种合同履行障碍,无疑是对众多市场主体的营商安全感、交易积极性的重大冲击。疫情之下,商事审判更要注重对交易行为有效性的保护和对利益取得的保障,严格认定合同无效、合同解除以及免除责任情形,依法化解各类涉“新冠”疫情商事纠纷,维护交易安全、稳定交易秩序、促进社会诚信、提振市场信心。

  (二)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民商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处理受疫情影响的商事案件时,将公平原则贯穿始终,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权益尤为重要。既要依法平衡确实因“新冠”疫情受损失的各方商事主体利益,也要防止违约方滥用不可抗力条款,损害守约方合同权益。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判定是否存在违约、违约原因认定、能否继续履行、责任如何负担等。

  (三)风险分担原则。现代商业活动中,市场主体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给商业主体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机械将疫情造成合同履行障碍的风险加诸一方,显然容易形成实体上的不公正。尤其“新冠”疫情具有不可抗力性质,合同双方对于违约事实往往均没有过错。在此情形下,有必要合理适用风险分担原则,将疫情对各方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四、涉“新冠”疫情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

  (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对于疫情控制期间的商事合同纠纷,首先检视合同中是否有关于疫情作为不可抗力的约定。有约定的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照合同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应综合审查合同性质、履行期限和方式以及所在区域疫情严重程度、政府管制措施强弱等实际影响因素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加以认定。对于疫情爆发之后签订的商事合同,当事人理应对疫情及防控措施可能对合同履行造成的影响充分评估并进行相应约定,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最大限度维护市场交易稳定。当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等同于任凭当事人自由约定。对于合同约定改变不可抗力本质,以逃避承担违约责任的,应当依法规制。此外,对于受疫情影响产生的商事纠纷,应当鼓励当事人本着定纷止争、及时减损的原则,尽量通过友好协商、自愿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

  (二)准确把握疫情作为合同履行障碍抗辩的适用。本次疫情发生之突然,传播速度之快确实无法预见和避免,但是否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障碍,不应一概而论。具体案件中仍应严格甄别,防止当事人逃避合同义务。

  从合同订立的角度而言,“新冠”疫情作为不可抗力的客观情况,原则上应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如果在合同订立时“新冠”疫情已经发生,或者在迟延履行合同期间发生疫情,一方援引疫情为不可抗力事由,原则上不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疫情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合同订立于疫情之后不能完全排除不可抗力之适用。例如在合同订立时虽无疫情管控,但在准备履行的过程中发生疫情快速蔓延、管控升级,即使当事人已经预见到疫情可能会对合同履行产生影响,也难以凭其一己之力避免或者克服。此时也可考虑适当放宽,认定构成不可抗力。

  从合同履行的角度而言,因不可抗力导致履行障碍,可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合同不能履行。即债务人由于客观原因,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履行债务。例如现场演出活动因为疫情管控措施的影响取消,预定年夜饭或者其他春节期间聚餐宴席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消费,或者因受疫情影响导致旅游合同无法履行等,可以纳入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无法达到合同目的范畴。对于属于从事商业活动固有风险的,例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则不应支持不可抗力因素构成履行障碍。二是合同不完全履行。即虽然债务人履行了债务,但其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具体包括给付在数量上不完全,以及给付不符合质量要求。对于给付数量上的不完全,如果确系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或者因疫情本身所致,例如部分货物因疫情运输管控而未能交付,可以按照不可抗力的规定处理;对于给付不符合质量要求,由于产品质量通常与疫情发生和防控措施无关,则不应考虑不可抗力因素。三是合同迟延履行。即合同债务已经到期,合同当事人不按法定或者约定的时间履行的情况。与合同不完全履行类似,如果因政府或相关部门管控或者疫情本身导致只能迟延履行,例如春节假期延期无法及时复工,以及出现患者导致整体隔离等因素导致迟延,可以认定构成履行障碍。如果仅因其他与疫情发生及防控无关的原因导致迟延,则不应认定为不可抗力所致。

  (三)正确认定“新冠”疫情导致合同履行障碍的法律后果及风险负担。一旦“新冠”疫情在合同履行中构成不可抗力事由,对应的法律后果为权利义务的终止或者变更,以及责任的判定。人民法院应坚持平等保障各方权益,不能“一刀切”地判决解除合同,或者简单免除债务人的全部责任。对于因不可抗力已经确定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判决解除合同,产生的损失依照约定或者依法合理确定损失负担。对于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可以迟延交付,或者通过合理方式可以补救、仍然具有履行可能的合同,应从鼓励和保护交易的角度出发,判令当事人在疫情结束后尽快继续履行,并可判决适当减少价款、补偿损失。对于明显受疫情影响的商铺(厂房)租赁、仓储运输、加工承揽等合同,可依当事人申请合理减免相关费用。对于尚不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但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显失公平,则可以考虑适用情势变更的情形,依据公平原则进行合同变更、共同分担损失。需要注意的是,疫情作为不可抗力事由免责,只应限于与疫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违约责任。与疫情无关的违约责任,以及损害赔偿责任,不能免责。

  (四)依法保障受疫情影响当事人的期间利益。在“新冠”疫情蔓延的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当事人提出的诉讼时效中断或者中止的抗辩。如果当事人不能行使或不能及时行使权利是由于疫情的危害和防控措施所致,当事人本身没有主观过错的,应该将本次疫情及由此导致的防控措施作为不可抗力对待,或者通过合理解释,将其归入“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之中,进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关于不可抗力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基于疫情申请顺延举证、开庭审理期限的,也应结合实际予以考量,不应径行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或缺席判决。

  (五)强化债务人在疫情发生时的减损、通知、举证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受疫情影响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负有积极采取适当减损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如果债务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或者能够采取避损、减损措施而未采取,应推定债务人具有过错,据过错程度判令其承担责任。当然,债务人因感染病毒被抢救而未能及时通知的除外。债务人主张疫情构成不可抗力、阻碍合同履行时,应提供充分证据,例如政府及相关部门关于停工、停产、交通运输管控的公告和通知,以及个人被确诊、隔离、观察的证明等。如果债务人仅作抗辩,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的,不能随意将“新冠”疫情认定为合同履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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